發布時間：2018-10-08|發布者: 大連鹽化集團|欄目：鹽與風俗
“杏壇”一詞出自先秦時莊子的一則寓言。因為孔子喜歡到杏林里講學，在杏壇上休息，后人便將其作為教育的雅稱。
對于“杏壇”，清代兩淮鹽商無論是修飾文采的“上焉者”，還是聲色犬馬的“下焉者”，大多情有獨鐘。伴隨著這種文化良知的覺醒和心理情結的釋放，一座座書院落成了，一所所社學開辦了，斥鹵千里的兩淮鹽區不再是文化的沙漠，也有昌明教化的點點綠洲。
一
清代兩淮鹽商醇厚的“杏壇情”，除了崇尚“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個理念之外，“商籍”、“灶籍”科舉學額的設置可謂是直接誘因。
自隋代興起的科舉制成為學子出人頭地的階梯，以致北宋時的汪洙寫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箴言。在那個時代，不管是門閥后裔還是寒門學子，均可比量齊觀地參與科考。只不過與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戶籍而且必須到戶籍所在地應試，否則視作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而面臨取消資格等處罰。
這種門禁制度本意為了防止科考舞弊，但卻給兩淮鹽區學子正常應試帶來了諸多不便。僑寓兩淮的鹽商大多來自安徽、山西、陜西等地，每值春闈秋試，他們的子弟必須跋山涉水趕赴原籍應試，顛沛流離，不堪其勞。更有甚者，從唐至清的漫漫時光中，鹽民的戶籍大多“不屬州縣屬天子”，要想進入當地官辦機構讀書，跨進科舉考試門檻基本是南柯一夢。
面對這種“邊緣化”的科場定位，富可敵國的兩淮鹽商們怎能噤若寒蟬，隱忍不發？清廷也顧及動關國計的鹽稅，順水推舟地給予兩淮鹽商利益讓渡。于是，一種類似定向招生的“商籍”、“灶籍”制度應運而生。占有“商籍”、“灶籍”學額的兩淮學子既可以進入揚州府學就讀，也可與其他生童一樣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
盡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學額、6名灶籍學額可入揚州府學就讀，但這畢竟是兩淮鹽區學子參與科考的“直通車”。面對清王朝的特別眷顧，兩淮鹽商們怎能按捺住內心的沖動。于是，他們辦書院、興蒙學，舉手投足間儼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態。
二
對于重儒崇教，兩淮鹽商傾注心血最多，投資強度最大的當屬莘莘學子薈集的書院。
書院，原本是唐代私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到了宋代才成為傳道授業解惑的機構。清初，來自塞外的統治者一度擔心書院會成為聚眾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準許各省在省會興辦書院。但沒想到，書院從此如水銀瀉地般在各地滲發開來，僅清代新建的就多達3868所。
而在兩淮大地興辦的書院，許多都飽含著鹽商的心血。因為在他們看來，書院是鹽區子弟折桂蟾宮的通途，斥資建校，捐田助學，理所當然。
梅花書院，位于揚州新城廣儲門外，建于明代萬歷二十年（1592年）。由于年久失修，到清代已是瓦礫片片，榛莽萋萋。雍正十二年（1734年），鹽商馬曰琯決定獨自斥資重建。新建的梅花書院有門舍、門儀各三楹，另辟有大堂和講堂，僅號舍就有六十四間，其耗資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
在書院修建上像馬曰琯這樣一擲千金的兩淮鹽商并非孤本個例。乾隆年間，兩淮總商汪應庚不但捐獻五萬金重建了揚州府學江甘學宮，而且支助白銀兩千兩添置禮樂祭器，后又以一萬三千金購置腴田一千五百畝充作學田。再說鹽商汪石公之妻汪氏，她見揚州安定、梅花兩書院絀于經費，便出資數萬元予以贊助，此舉真可謂是巾幗不讓須眉。
當然，基于眼界所及和財力所限，更多的兩淮鹽商更傾向于抱團捐資助學。揚州安定書院就是憑借眾鹽商所捐七千四百兩白銀于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重修而成；通州鹽運分司石港鹽場（南通市境內）的文正書院，主要是仰仗當地九個鹽場鹽商的善款以供學生膏火（津貼）；海州分司的郁州書院，則是由板浦、中正、臨興三個淮北鹽場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聯合興辦。創辦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大伊山（灌云縣）衛公書院，一度入不敷出，慘淡運行，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行鹽商人以每鹽一包獻錢一毫作為膏火費用，才逐漸有了起色。
顯而易見，書院的校舍修建、師資延聘直至助學金、獎學金的供給，“必經費有余而后事可經久”，如果僅靠官方撥款和學田收入恐怕只能是杯水車薪，沒有兩淮鹽商的捐助必定難以為繼。難怪民國初期倪澄瀛說到：“梅花安定廣陵兼，膏火來源總是鹽。”
三
如果說書院是學子應試的預備機構，那么社學（義學）則是童子啟蒙的搖籃。在那些一心弘道的兩淮鹽商來看，資助學子參加科舉應試固然重要，贊助蒙童識字斷句也不失為一件功德無量之舉。
不知是前人疏于記載還是原本就是一個空白，明代以前兩淮鹽區的基礎教育狀況無可查考，當然也無法獲悉行商坐賈是否關注過鹽場灶民的讀書需求。直至明清兩代社學、義學的橫空出世，運商、垣商（場商）扶持鹽區基礎教育的義舉才在一些史籍中略見一斑。
社學、義學均是以民間蒙童作為教化對象的基礎教育機構，兩淮鹽區早在明代就曾設立，其后多有反復，直到清代中前期才漸成氣候。據不完全統計，通州分司有社學12所、義學9所，泰州分司有社學15所、義學2所，淮安分司（后改為海州分司）有社學5所、義學1所。這些散布于草蕩連海、灶煙入云兩淮鹽區的社學、義學，使素來慣于逐水戲鳥的灶戶子弟也有了朗誦《千字文》、《弟子規》的去處。
不過，兩淮鹽區的社學和義學要保持膏火不斷，書聲不絕，其難度不言而喻，因為這兒畢竟偏僻、荒涼、貧瘠，不像那通衢大邑人文昌盛。如果說當時鹽官對社學、義學的倡導在兩淮鹽區是激起一圈漣漪，那么推波助瀾的則是那些鹽商和灶民。
鹽商洪箴遠曾捐資在揚州十二門各設學一所，以供貧家子弟就讀。通州分司的掘港場義學，乃徽州鹽商程公能、吳振公于乾隆十二年（1744年）共同興辦。角斜場的一所社學，則是由商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捐資重新修復。淮北鹽區李味辛是一個才德并舉的鹽商，他在擔綱海州分司中正場社學（精勤書院）期間，曾捐出自己的四排鹽灘作為固定財源，并以每月50銀元高薪聘請資深秀才和留日學生執教國文和數學。為紀念李氏對鄉梓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中正場鹽業同仁及勞工界曾為其公立紀念碑一座。
在兩淮鹽區，這些社學、義學與眾多家塾、族塾一起構成了那個時代鹽區基礎教育體系，在千池如枰的鹽灘上點燃了教化的星星之火，這其中兩淮鹽區商灶付出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后人豈能淡忘失憶？
四
兩淮鹽商所捐辦的書院曾是文化的高地，薈萃了那個時代眾多碩儒名流。他們在這里辯議詰難，共生互補，把江淮平原渲染成了不同凡響的學術宮殿。
自王步青始，杭世駿、蔣士銓、趙翼等清代著名學者都曾授業于安定書院；位于儀征的樂儀書院曾聘請沈廷芳、胡森、吳錫麒等文化界名人前來講學；海州地區乾嘉學派的核心人物許喬林擔任過郁州書院的山長。集散文桐城派大成的姚鼐在揚州整整三年，梅花書院在他的執掌下聲名雀起，眾多生徒趨之若鶩。在這些書院中，乾嘉學派與桐城學派和而不同，相映成輝，噴涌出了生龍活虎般的文化創新張力。
當然，這些書院也沒有辜負兩淮鹽商的良苦用心。從這里，他們賈而好儒的風采得到了驗證，登第入仕的渴求獲得了消解，門第變遷的夢想化成了現實。
據嘉慶《兩淮鹽法志》載，從順治二年（1645年）至嘉慶十年（1805年）的百余年間，兩淮鹽商子弟登科者256人，其中進士85人、舉人116人、貢生55人，而且這些人中不乏從治鹺淮鹽到世代簪纓的轉型之士。如鹽商程晉芳家族的后裔除個別仍“恰鹽策”外，大部分走上了仕宦之途。嘉慶朝的程贊寧中進士后官至編修，道光朝的程恩澤曾官至戶部右侍郎。
相對兩淮鹽商子弟來說，灶戶子弟雖然眾多，但受制于家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能完整接受社學到書院系統教育的人寥若晨星，故而像通州余西場曹效曾那樣以灶籍考中舉人的屬于鳳毛麟角。不過，僅以灶民子弟中第人數多寡、登第科級高低來衡量清代兩淮鹽區社學、義學的功效可能失之偏頗。作為普及性教育，胼手胝足的鹽民能把子弟送去拜讀“四書五經”本身就是件前無古人的事，更何況他們在此既可沐浴教化的洗禮，也可受到技能的錘煉。
古人曾說：“敬教勸學，建國之大體；興賢育才，為政之要務。”兩淮鹽商雖為商人，但也頗知教育的作用，并在捐資助學上顯得那么的大氣從容。而與他們的“杏壇情”相比，當下那些視教育為產業、把辦學當商業的作派是何等的浮躁淺薄，這種教育定力的缺失不得不令人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