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10-26|發布者: 大連鹽化集團|欄目：鹽化史話
日前，工信部確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食鹽專營制度將于2016年起廢止，迎來歷史性的時代。此時，我們不妨去看看中國古代三個頗具代表性的大鹽商，觸摸這一制度背后的歷史。
中國第一鹽商猗頓
先說說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大鹽商猗頓。通過《史記集解》我們可以了解到，猗頓原本是魯國的一個屌絲，一介窮書生，常年勤勞耕作，卻仍不能吃飽飯。猗頓不甘心一輩子做屌絲，他想要改變命運，要做高帥富，他聽說定陶的陶朱公懂得致富之道，心想，我不去向他請教呢？
陶朱公就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富商大賈范蠡，曾經在越王勾踐手下做官，后棄官從商，通過經商致富，是一個商業奇才，書寫了一個又一個的創富奇跡，是很多創業青年人景仰的人生導師。
猗頓求教于陶朱公，陶朱公就給了他八字秘訣：“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意思是叫他經營畜牧業。真可謂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陶朱公果然是導師級的人物，一下子就給猗頓非常好的創業建議。得到大師的指教，猗頓移居猗氏經營畜牧業。
猗頓雖說是個“窮士”，畢竟是個“士”，有文化，肯動腦子，善于總結經驗和使用新方法，他摸索出“牛者頓足，馬者夜飽，羊行自飽”的規律，創造出“鹽水飲畜”、“斗米養千雞”的飼養方法和為雄畜去睪丸的辦法，很快就做成了當地的龍頭公司。《孔叢子》曰：“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跟他此前“耕而無食，蠶而無衣”，實在好太多了。
但是，一個商人的優秀秉性就在于他永不知足的創勁，對商業充滿無限好奇和進取之心，經營畜牧業雖然很可觀，讓猗頓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有更大野心。他發現猗氏一帶是盛產池鹽，即河東盬鹽，而鹽又是生活必須品，他就投資進入了制鹽販鹽行業。
他的商業天賦又顯示出來了，他發明了墾畦曬鹽法，大大縮短了出鹽時間；為了加快販運速度，他用自己的牲畜販運，修了一條專門的運鹽專線，叫“鹽坂道”，還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這樣從生產到流通，效率都得到大大提高。
他把自己的鹽銷往各諸侯國，通過多方經營，包括經營珠寶，終成傾國巨富，甚至有人說猗頓之富已超過陶朱公，可與王室并提。連太史公司馬遷都不得不豎起大拇指說：“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其猗頓之謂乎”，將猗頓與他的老師陶朱公并列，稱為“陶朱猗頓之富”。而且，他并沒有“為富不仁”，喜歡做慈善事業，“或者急公奉餉，上有利于國；或者憫孤憐貧，下有濟于民。”有論者認為，他才是“中國第一鹽商”，比那個膠鬲名副其實、當之無愧，我深以為然。
以布衣上交天子的鹽商江春
當然，說起中國的大鹽商，揚州的大鹽商不能不提。因為兩淮地區鹽業從西漢吳王劉濞始，至民初沒落，有兩千年的歷史。古語說，“兩淮鹽，天下咸”，絕非過甚之語，以清代為例，全國總共有11個鹽區，兩淮鹽區規模最大，每年可賺銀1500萬兩以上，上交鹽稅600萬兩以上，占全國鹽課60％左右。而揚州則是兩淮鹽的管理和最大的集運中心，揚州鹽商是這個舞臺上的主角，江春就是這主角中的主角。
江春出身鹽商世家，自祖父以降都靠經營鹽業吃飯，父親江承瑜曾為為兩淮總商之一。總商的權力相當廣泛，除納課杜私、承辦報效、攤派雜費、參彈疲商等職責外，還有參與制定鹽策之權。在某些時候，總商甚至凌駕于鹽政官員之上。江春科考途上不如意，遂協助父親經營鹽業，父親死后不久，繼為總商，為乾隆時期“兩淮八大總商”之首，更是青出于藍勝于藍，諳熟商業和官道。
本來，鹽商享受政府的壟斷經營，利潤豐厚，也要承擔種種負擔。乾隆六次南巡，都是“江春大接駕”，乾隆數次對邊疆用兵，慶祝皇太后萬壽節典禮，以及許多大工程和大災賑濟，江春都盡心盡力。據嘉慶《兩淮鹽法志》記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駕臨揚州，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春率領其他商人“急公報效”、“輸將巨款”達白銀1120萬兩之多，深得乾隆賞識。每當新的兩淮巡鹽御史上任前，乾隆總要跟他們交底：“江廣達（江春，他的行鹽旗號為“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江春仿佛是乾隆的另一個財政部長。
乾隆對江春的回饋也相當優厚，曾賜予他“內務府奉宸苑卿”的官銜，賞戴孔雀翎，是當時鹽商中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先后被賜御書、福字、貂皮、荷包、數珠、鼻煙壺等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江春因捕獲銷毀宮內金冊而逃逸的太監張風，被乾隆賜予“布政使”銜。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被乾隆邀請參加千叟宴，成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來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祿大夫”頭銜。過去，商人的地位不高，一介商人能有如此政治榮耀，并不多見。
由于與政治走得太緊，容易形成官商腐敗，并被牽連進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發生兩淮鹽引案，是新任的兩淮鹽政的一封密奏，揭開了兩淮地區掩蓋了22年的鹽稅虧空大秘密。即從乾隆十一年起，兩淮地區因為食鹽需求量大，就申請預提下一年的食鹽銷售額度，鹽商要交額外的利息。但在地方鹽政與鹽商的勾結下，原本該上交國庫的銀稅，或拖欠或“孝敬”鹽政，虧空達1000萬余兩。江春因此被革去職銜，分擔損失的賠償，“家產消乏”。
這時，乾隆賞借他30萬兩皇帑，以資助他營運鹽業；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又賞借25萬兩皇帑給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死后，嘉慶六年（1801年），嘉慶皇帝因江春之子江振鴻“資本未充”，賞借5萬兩白銀作其運營鹽業資本。皇帝如此關懷一個商人，借錢給他做生意，這恐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不知道是皇帝對江春多年對朝廷的盡心報效的感謝，還是這份“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感情太過真摯。
傳奇鹽商王朗云
比起江春這類富可敵國，上交天子的揚州大鹽商，四川自貢大鹽商王朗云就稍顯平淡了，但也不失傳奇。
王朗云家主要靠井鹽發家致富，早年家道殷實，至道光中葉，家勢漸漸衰落，王朗云素有重振家族的抱負。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家庭分產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與陜西商人合伙經營鹽業。用了十年時間，做到鹽產量位居當地首位，成為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家。
咸豐三年（1853年），王朗云的生意迎來了大的轉機，這一年咸豐皇帝苦于太平軍攻陷南京，兩淮鹽路斷絕，鹽稅無法征收，兩淮百姓也吃不到食鹽，于是下今天：“川粵鹽斤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鬻，……”多年以來的岸引疆界被打破，“川鹽濟楚”由此拉開帷幕。
王郎云抓住機會，收購、打探新井，規模不斷擴大，迅速建立了一個鹽業帝國：開設廣生同鹽號，并在重慶、宜昌、沙市等地設立分號，專門運銷濟楚川鹽，獲利豐厚；大量收購田土鄉莊，擁田跨富順、威遠、宜賓等地，年收租谷1.7萬石；從事鹵水買賣，設有福昌生商號，專門經營糧油副食品；設廣生公錢店兌換銀錢，紗店販賣洋紗等，成為遠近聞名的巨富，四川總督丁寶楨稱其“富甲全川”，未必沒有道理。在王朗云極盛之時，自貢鹽稅占全川鹽稅的80%，這其中王朗云的貢獻最大。
咸豐十年（1860年），四川的李永和、蘭大順響應太平天國起事，其部下率軍圍攻自流井大安寨。王朗云雇兵死守，義軍圍攻月余沒有攻下，自行離去。次年，李永和又遣將周紹涌率軍來攻，人數多達萬余人，王朗云率領私人武裝誓死抵抗，還開寨出戰，打傷打死太平軍五六百人。付出的代價是，王朗云之侄竹君等五人戰死，民眾死者多人。四川省總督駱秉璋聞知此事，上奏朝廷，王朗云獲賞戴花翎，并追贈其侄王余坨世襲一等云騎尉。
同治二年（1863年），陜西巡撫劉蓉奏請籌辦川省鹽厘，“按鍋計鹽，按鹽定厘”,向井灶抽收，以籌措陜南軍費。朝廷諭令四川總督駱秉章認真照辦。駱奏請免予再抽陜省加半鹽厘，朝廷不允，只好仍拿自流井開刀。由于損害到鹽商的利益，王朗云帶頭遂公然反對，派人搗毀水厘局，被扣押入獄。后因資助救災款七萬兩白銀，獲賞按察使銜及二品頂戴，被放了出來。
光緒三年（1877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創辦食鹽官運，設滇邊和黔邊官運局，實行官運商銷，名為疏銷緝私，實為壟斷漁利。這是對王朗云等鹽商制、運、銷一體經營，憑借壟斷優勢操縱鹽價的打擊，因此對這一政策十分不滿。王朗云等人以岸鹽官運危害商鹽，聯合其他鹽商，屢上戶部都察院控告，并發動輿論攻勢，清廷遂將丁寶楨降級留任。
但官運畢竟能給官府帶來巨大的利益，舍不得放棄，稍后朝廷又讓丁寶楨官復原職，丁寶楨開始反打倒算，認為“四川富順縣灶紳候補道王余照，倚恃富豪，欺壓鄉里，被控之案，多系私設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亟應從嚴征辦。”王朗云見勢不妙，提前逃跑，后來因家中多方打點，方重回家鄉。1884年，王朗云病逝。
如果說猗頓是在政治對商業的干預還不是十分密切之下的個人奮斗英雄，那么，江春與王朗云作為商人，無疑是成功的，能把握機會，獲得商業上的輝煌。但是，很顯然，在傳統政治語境下，在處理政商關系上，江春明顯高于王朗云，結果則大為不同。